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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黎明行动》：本土版的《拯救大兵瑞恩》

作者：前海一支剑

12月5号，应上映集团老总任仲伦和制片人韦力之邀，我匆匆放下手中诸多杂务，专程飞往湖北黄冈，参加影片《黎明行动》首映典礼。算起来，这类活动也经历无数次了，但为了一部电影，专程飞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想想也不多见。《黎明行动》是由黄冈市广播电视局下属广电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投资，由上影集团制作完成的一部小成本影片。据黄冈当地的领导讲，这部电影满打满算一共花了不到600万人民。按照一般概念，这样一部炮火连天、硝烟动地的战争片，怎么也得千把万才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用这么少的成本把影片拍出来的。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是，对于黄冈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富裕的地级市来说，干吗要冒亏本风险去拍这样一部电影？听黄冈刘市长说，黄冈这几年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市领导都在琢磨如何能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有些大动作。当地广播电视局的范从政局长是一个骨灰级的文艺发烧友。几年前，范局看中了一个剧本，说服市长批准由他出面将之拍摄出来。一座城市的地方政府投拍电影的事，此前也不是没有先例。但是，这部《黎明行动》剧情发生在东北，外景地在沈阳，内容上与黄冈毫无瓜葛，却由黄冈投资拍摄，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他们为什么会拍一部与本地经验无关的电影呢？这个问题，我问过范局，他回答说，黄冈是革命老区，不仅爆发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同时仅黄冈一地，就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包括林彪、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在内将帅及高官105位。在这个意义上，黄冈地方文化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选择一部战争片作为自己发展文化产业的初步尝试，多少也能反映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文化趣味。img2./mg/2008/50/215bfb81-84b5-4b7d-b397-4eaca0bc82a1.jpg align=top>影片主创（左起）：出品人范从政、演员方小月、来喜、谢君豪、导演包福明我离开上海前，在电脑上看了一下上影集团专程派人送来的《黎明行动》的碟片，当时感觉一般，像一部电视剧，没有什么特别打动人的地方。到达黄冈以后，又在当地一座放映与音响设备都不错的影院里看了一遍银幕版。这一遍把我给镇住了。倒不是因为影片质量有多么出类拔萃，而是他们能用600万拍出眼前的这种惊心动魄的声画效果，的确也能说是有点不同凡响。《黎明行动》的故事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其原型是中共元老李富春主政东北时，“枪下留人”，从法场上解救一位效力于日据政权的“伪市长”的故事。影片剧情，即由此改编而来，讲的是日本宣布投降未久，佳木斯即将进入隆冬，而市面煤炭告馨，数十万市民的生命安全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如影片中某角色所言，对于酷寒的佳木斯而言，煤炭的作用就如同太阳。时值站后大规模开展的除奸肃反运动期间。日据政权的伪市长，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煤炭地质学家段景颐，此时已被绑赴刑场，正待枪决。此时，东北最高当局忽然下达了一份“枪下留人”的急令。由于内部特务泄密，国名党军队趁乱劫持了段景颐。为了确保数十万市民安全过冬，巩固新生政权，中共上级领导决定派出一支由六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敌后夺回地质专家。剧情即围绕此中心事件展开，及至片尾，新生政权最终肃清了敌特，完成了对段景颐的营救行动，但也付出了六名小分队成员逐一牺牲的生命代价。从剧情的戏剧结构上看，《黎明行动》颇似中国版的《拯救大兵瑞恩》，也是沿用一个集体去拯救一个个人，用多条命去换回一条命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黎明行动》中被救赎的对象，却是一个施救者过去的死敌。更让人有所触动的是，所有的惨烈战事与流血牺牲，均发生在日寇举起白旗之后。那些在遭遇战中逐一殒命的英雄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倒在战争丧钟敲响际的最后一颗子弹之下……。扼腕叹息之余，一个超越于政治与社会认知之上的伦理问题，便会始终萦绕在观众心头。不论是《拯救大兵》抑或《黎明行动》，故事背后仿佛都隐藏着同一个道德悖论，即用多条人命去换回一条人命是否人道？是否值得？是否有违人生而平等的人道准则？对此，中美两种文化给出的的既相似又相悖的答案。西方的人道主义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人们往往执守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个以牺牲集体的代价来对个体生命实施拯救的人道神话，大约正能体现上帝对于每个子民一视同仁的体贴与呵护，特别是对那些弱势子民的垂怜与仁慈，尽管这种仁慈需要付出数倍于个体生命的代价。然而在上帝那里，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服从于等价交还的商品逻辑，唯有壮烈的牺牲，唯有高昂的付出，才能显现生命的神圣与尊严。img2./mg/2008/50/20bd704d-52ac-47c2-bbfe-ea0e966c9d8f.jpg align=top>与西方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人道主义，尤其是革命战争语境中以阶级解放为前提的人道主义，往往侧重于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它不是单单针对个体生命而言的，而更倾向于以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为价值根基。正像《黎明行动》所表达的那样，小分队英雄真正要拯救的，决不仅仅是段景颐的个体生命，而是他背后所牵涉的佳木斯市的数十万市民。因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人道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清晰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轮廓。在孙中山那里，它被表述为三民主义，而在毛泽东那里，它则又被置换成了一种人民性，总之是一种以集体福祉为依归的人道诉求，而正是在这种集体诉求面前，任何为之而付出的个体牺牲，都是重于泰山的。这就是毛泽东透过他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向世人传达的中国式的生命价值论。除了以六换一的代价是否值得以外，从叙事层面，人们自然还会关心段景颐这个人是否值得一救。对于那些为他而牺牲的英雄而言，既然他是一个宿敌，一个汉*奸，那么营救他的理由，难道就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为佳木斯找到煤炭的专家？如果这样来理解影片的主题，就必然会掉入一个功利主义的陷阱，仿佛觉得，拯救段景颐仅仅是因为这个人能够“为我所用”。事实上，与《拯救大兵瑞恩》一样，影片在叙事上也为段景颐这个被拯救者设置了一个价值与信仰转换的性格发展线索。起初，在小分队刚刚营救他得手之际，这个不问政治的地质专家，因不愿看到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替他去死而不断试图逃亡。他的出发点很简单，我是一个学者，我只是想为老百姓谋点福利，至于谁是执政者，日本人，国民党，抑或中共，则与我无关。说白了，这个时候的段景颐，只是一个心底善良，却“思想糊涂”，立场模棱两可的政治骑墙者。因此，影片开头，段景颐只是这次拯救行动的被动受体，但在思想上，他并不理解乃至认同这场营救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到了影片结尾，随着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命丧敌手，段景颐原本的信仰基石开始崩塌，而另一种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发现却在逐渐确立，那就是，我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后的几十万佳木斯市民。此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已经完全汇入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洪流。影片最后，当段景颐搀扶着受伤的卫生员刘菊淌水过河的时候，一个大俯拍的镜头帮助他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两岸呼啸穿梭的流弹，此起彼伏的爆炸和硝烟，仿佛为段景颐营造了一场庄严而惨烈施洗典礼。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段景颐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身份置换，由影片开头营救行动的被动受体，升华为一个主动对更为弱势的刘菊实施无私救助的英雄。只有看到这里，观众才会对段景颐这个人物产生一种真正认同。他之所以值得小分队的六位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去对他实施营救，就不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能为佳木斯市民带来煤炭的地质专家，而是因为他的灵魂，此时已经皈依了六位烈士所代表的信仰体系，皈依了烈士们用生命实践了的以民生为本的高尚的人道主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拯救大兵瑞恩》与《黎明行动》两片对人道主义的表述有着某种类似的经验，这就是，人们付出了有形的生命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种无形的价值皈依。只不过，《大兵瑞恩》皈依的是上帝，而《黎明行动》皈依的则是一种以集体和民生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两者付出的都是物质性的身体，而皈依形式却又都是精神性的。唯一的区别，大约仅在于前者的皈依是个体性的，而后者，则是社会性的。从身体与意识二元论角度，这倒显现出中美两种文化对于生命伦理一种殊途同归的体认和解读。换言之，物质身体的牺牲，换来的同样是精神的升华。人们前仆后继献出生命，其根本目标不仅在于对某个个体生命的营救，也在于对人类自身终极精神价值的一次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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